想象一下，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有一项政策可以让所有犯罪的人瞬间“清零”，无论此前他们犯下了什么错，只要宣布这一政策，就能免除他们的罪责。这看似一场“普度众生”的盛宴，但真相却可能截然相反。古代中国的大赦制度就是这样的存在。不可否认，大赦政策在某些情况下的确有助于稳定政局和彰显皇权，但它带来的后果却如跷跷板，一头是短暂的安宁，另一头却是潜藏的混乱。诸葛亮为何在执掌蜀汉期间几乎不使用大赦制度？他的选择又究竟揭示了怎样的治国逻辑？这背后有不少故事值得我们深挖。
大赦在古代可谓一把双刃剑，一边是轻易赢得民心的皇帝“仁政”，另一边却是法纪松弛后的社会混乱。东汉末年，“年年赦，岁岁宥”成了常态，甚至连术士都学会投机取巧。你听说过张成吗？一个东汉时期的术士，竟因为“占卜即将大赦”教唆孩子去杀人。如此荒谬的行为背后，是对当时大赦制度的赤裸嘲讽。只要等到下一次大赦，他的家人不仅不会被追究，反而可能还能因“神术得验”沾光。这种现象不仅刺痛了当时的儒家学者，也让后来的蜀汉丞相诸葛亮深恶痛绝。如果任由这种行为蔓延，法律是不是就成了摆设？一句话，“岁岁赦宥”不仅没能安定社会，反而让邪恶势力看到了漏洞。这种争议，将诸葛亮推向了一个不可妥协的立场：治国，要动真格的。
诸葛亮的不妄言“大赦”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深受法家思想的熏陶。韩非子早有论断：“缓刑罚，行宽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通俗一点说，大赦对善人如同“鸡肋”，对坏人却是香饽饽。清晰的逻辑不难看出，频繁的大赦降低了犯罪成本，反而让社会的底线变得模糊。这在益州的蜀汉尤为危险。原本蜀汉地方势力就复杂，大赦若再给豪族和奸邪人士“开绿灯”，他们的胃口势必会越来越大。一方面，他们可以继续作恶，等待下一次赦免；另一方面，地方官员的日子却越来越难熬，甚至有可能被架空。这就好比一场连续剧：大赦政策的暂时“高潮”不过是烟花，背后却是权力失控的隐患。诸葛亮对此看得一清二楚，所以选择了一条刚毅的道路。你说他铁血也好，刻薄也罢，但这样做至少让社会的规则刻进了蜀汉的钢筋骨头。
然而，诸葛亮的这种“无赦”方针并非没有代价。一些臣子们早就对他的高压政策颇有微词，甚至直接劝说他不要太过苛刻。法正就是其中之一，针对诸葛亮的严刑峻法，他直言：“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连一向与诸葛亮关系融洽的法正都发出了这样的批评，可见诸葛亮的铁腕政策在当时的确承受了不小的舆论压力。这种表面上的平静，让蜀汉内部的矛盾悄然滋长。毕竟，很多百姓对“大赦”仍然持有幻想，认为赦免能让生活更轻松。于是，当阶层之间的矛盾未能彻底化解时，执政者反而一不小心成了百姓口中的“冷血铁腕”。这种社会心理上的张力，也为蜀汉后期的种种变化埋下了伏笔。
事情在诸葛亮去世后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反转：一条原本被紧紧管控的大赦之路，再度打开。从蜀汉的大赦统计表可以看到，诸葛亮去世后不到50年，蜀汉便进行了高达12次的大赦，频率之高，令人瞠目。为何蜀汉后期会从“无赦”转向“频赦”？这是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的内在断裂造成的。刘禅作为后期主导者，逐渐倾向对地方势力妥协。与诸葛亮截然不同，刘禅面对一个动荡的政治环境选择了“和稀泥”的方式：用大赦来安抚地方势力，试图平息矛盾。这样的决策固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效果，但长期来看，却开始削弱蜀汉中央政府的权威。而大赦之后的豪族势力，不但没有被真正安定下来，反倒变本加厉，甚至直接推动了蜀汉灭亡的历史进程。可以说，这是一场诸葛亮无法见证的悲剧，但却是他所预料到的结局。
从益州土著势力的逐渐抬头，到宦官黄皓开始掌权，没有了诸葛亮的蜀汉陷入一场无法自拔的泥沼。刘禅的大赦政策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只能充当一种“政治缓和剂”。随着大赦次数越来越多，蜀汉的统治结构也随之越来越虚弱。朝廷内部丧失了法纪的公信力，地方势力则趁机扩张自己的地盘。在这种焦灼状态下，不断妥协的刘禅早已失去了“权柄统治”的威风。统一战线曾经是蜀汉的基石，但频繁的大赦政策却逐渐将各方势力的裂痕展现得淋漓尽致。当谯周提出投降曹魏的建议时，它不仅是一次政治分歧的爆发，更是蜀汉长期政策的不当所带来的必然后果。和平的表面掩藏着深渊，而这一切都源于大赦政策的滥用。
蜀汉的大赦事例为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宽政”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宽与严，其实并不完全对立，但它们之间的矛盾却必须谨慎平衡。诸葛亮选择了“不赦”，不仅是因为他秉承法家的理念，更因为他相信规则的长效机制比短期的妥协更重要。但刘禅的频繁大赦让人质疑：如果蜀汉早早放开赦免的通路，这个王朝能撑多久？一切在没有底线的妥协面前，变得愈发脆弱。
如果你是刘禅，你会妥协还是坚持“无赦”的铁腕政策？阐释一个争议点：频繁赦免是领导者的智慧还是怯懦的选择？有人说“大赦是换来民心，有什么不对？”也有人反驳“没有规则的赦免就是纵容！”对此，你怎么看？我们期待你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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