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与张国焘何时渐生间隙的？
张国焘与毛泽东
先前我们曾提及，张国焘非同寻常，他身旁有三位坚定的追随者——黄超、李特与何畏。此三人皆由张国焘亲自栽培，成为其得力的助手，对他们言听计从，忠心耿耿。
陈昌浩与声名显赫的徐向前元帅，为何会无保留地服从张国焘的领导？原因并非仅仅是张国焘身为他们的上司，核心在于，这是党内的基本原则——党的领导高于一切。
陈昌浩，他早年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曾是那28位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归国后，他与张国焘一同被派遣至鄂豫皖苏区，成为实至名归的二把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限于工作上的协作，私下里亦是亲密无间。
然而，世间之事，变幻莫测。陈昌浩与张国焘的辉煌时光并未长久，他们的矛盾亦非一时兴起。若追溯他们分道扬镳的初期征兆，便需回溯至1935年的卓木雕会议。
在会议进行间，张国焘忽然提出一个令人震惊的议题——提议另组中央。他进一步提出，要免除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人的职务，甚至计划对他们实施通缉。
张国焘的话语落下，四周陷入一片寂静，所有人皆瞠目结舌。即便陈昌浩，这位一贯听从张国焘调遣的得力助手，也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其惊愕之状，唯有宋侃夫亲眼所见，方得流传于世。
在35年9月9日之前，陈昌浩对张国焘提出的南下战略持有谨慎的看法。在他看来，与中央红军一同北上，才是正确的道路。即便南下，也不过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计。然而，在草原密电事件之后，陈昌浩不得不屈服于张国焘的权威，率领部队南进。可以想见，他的内心必然充满了疑虑与不安。
陈昌浩
在卓木雕会议上，张国焘的发言犹如重磅炸弹，令在场的所有人震惊不已。他原本期望能够获得广泛的赞同与响应，然而，现实却并未如他所愿。无奈之下，他特地指名要求陈昌浩发表意见，实则是在向他施压，期望他能公开表示支持。然而，一贯对张国焘给予坚定支持的陈昌浩，此刻却选择了沉默不语。
这令张国焘怒火中烧，鉴于在其叛逆的图谋中，陈昌浩与徐向前的支持尤为关键，纵然黄超、李特与何畏三人颇为顺从，但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声望与陈昌浩和徐向前相较，仍显得相形见绌。
在这危急时刻，张国焘亟盼从主将陈昌浩与徐向前的口中得到力挺的声响，然而，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两位将领却选择了缄默，未公开发表立场。与此同时，朱德、刘伯承等一众将领明确表达了对张国焘南进战略及设立新中央的反对态度。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一贯与教员并肩作战的何长工所发表的言论。
何长工与罗炳辉在会上公开表态，坚定地站在张国焘一方。他们的支持不仅出于口头，更是列举了中央诸多所谓的“错误”。张国焘趁此良机，借助罗炳辉的发声，对当时的中央苏区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指责博古和李德的失误决策导致了严重的损失。在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茂县成功会师之际，红一方面军的兵力已锐减至仅剩一万余人。
张国焘借助何长工的言论，再度抒发了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他指出，中央未能于紧张的战事中及时对错误决策进行反省与批判，反而在关键时刻将精力集中于军事行动之上。
张国焘的这一表态，连同何长工与罗炳辉的意外声援，令在场的红四方面军干部们深感震惊。据电报局局长宋侃夫所述，他们对何长工与罗炳辉的言辞深感惊愕，这些信息对他们而言实属前所未闻，其震撼程度难以言表。
在卓木雕会议上，何长工为何对张国焘表示支持？这不仅是因为他与毛泽东不仅是挚友，而且在早年还与周恩来一同创立了旅欧共产主义支部，他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地位。何长工还负责设计了第一面中国工农红军的红旗，在朱德转战湘南期间，他指引朱德前往井冈山，促成了毛泽东与朱德的关键性会面。在此背景下，何长工的发言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何长工，身为九军团的政委，肩负着维系军队与党中央紧密联系的重任。在红军的序列中，军长掌握着军事指挥权，而政委则代表党的意志，保障党对枪杆子的绝对领导。何长工与毛泽东主席关系融洽，甚至他的名字也是由主席亲自所赐。然而，如此一位关键人物在会议上公开表态支持张国焘，令众人皆感意外，不禁瞠目结舌。
何长工的此番言论，实为一场误会。在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际，五军团与九军团被纳入了张国焘所管辖的序列。教员对这一部署，实则旨在对张国焘进行监督与引导。然而，当何长工与罗炳辉抵达张国焘的地盘，目睹其军队的强大阵容后，二人最终选择了投向张国焘的麾下。
此外，何长工对中央未能及时通知他北上的举措表示了不满，他深感中央似乎将他们遗忘，这种情绪在教员与彭德怀急速北行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更有甚者，五军团与九军团在长征中肩负起后卫的重任，承受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在保卫中央纵队和抵御追兵的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严重，这也对他们的心理状态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次会议的紧张气氛中，红5军团的董正堂以其卓越表现引人瞩目。他早年曾是国军的一员，历经辗转，最终加入了红军的行列。尽管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他的革命意志却坚如磐石。面对张国焘南下的提议以及另立中央的偏颇路线，董正堂毅然决然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对立场。
然而，张国焘对待不同观点的态度极端至极，竟至让三名随从在会议上对董正堂施以耳光。朱德总司令见此行径实在过分，便立即挺身而出，阻止了这场荒唐的闹剧。董正堂与朱德、刘伯承并肩站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反对张国焘的阵营，这一举措无疑彰显了他们对党中央的赤胆忠心以及对革命原则的坚定维护。这一幕，深刻地烙印在所有在场者的心中。
继而在1936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张国焘与陈昌浩的分歧完全暴露于众。时局变幻，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之战中遭受重创，实力锐减过半，而中央红军在陕北已稳固阵地。面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国焘被迫放弃了其自立的虚假中央，此时他唯一可行的选择唯有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然而，对于张国焘而言，这亦意味着直面自身的过失，迎接可能的严厉批判。
在内心深处的恐惧与逃避现实的驱使下，张国焘召集了闽州会议，并提出了西进的战略部署，其目的是将红四方面军引向遥远的青海地区，从而躲避返回延安后可能遭遇的批判。
此次，陈昌浩挺身而出，毅然抵制其背离中央的图谋，并重申必须遵从中央的命令，北上行动。目睹此景，张国焘竟失声痛哭，哀叹道：“连你都不再听从我的指令。”陈昌浩则回应道：“哭泣无济于事，我们还是必须执行北上的命令。”
张国焘再次奔向徐向前的身影，泪流满面地诉说陈昌浩违背了他的意志，并表示自己意欲辞去职务。此次，朱德并未对他有所宽容，直言不讳地表示，若他离去，自有人接替，而徐向前亦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强调必须执行北上计划，再也不会随张国焘四处漂泊。自此，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威望一落千丈。
然而，张国焘的分裂意图并未因此消停。1936年10月，鉴于战略需求，党中央发布了宁夏战役计划，指令张国焘调动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投入战斗。这一指令似乎为张国焘带来了新的契机。他的心思再次活跃起来，企图借此机会推行自己的西进策略。然而，朱德、徐向前与陈昌浩合力反对，再次使他的阴谋未能得逞。
张国焘的内心依旧在红军分裂的边缘徘徊。直至1936年12月初抵达延安，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感召下，他终究不情愿地放下了对红四方面军的掌控，将权力移交。自此，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的影响力正式画上了句号。
在西路军组建的过程中，陈昌浩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已与张国焘彻底断绝了关系。尽管中央的电令因时局动荡而屡有变动，陈昌浩却始终不渝地贯彻中央的命令，即便这些命令对西路军而言充满挑战。
对陈昌浩事后所遭受的指责，未免忽略了党的组织纪律，亦未充分考虑到当时变幻莫测的战略环境。在西路军的指挥过程中，陈昌浩或许在战术层面存在某些失误。
在贯彻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他始终坚定如一，即便西路军未能实现预期的战果，中央亦未曾对陈昌浩与徐向前施加过分的责难。正如M所慰藉的，坚守信念与定力，正是应对暂时挫折的恰当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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